广州华鑫策略即便被离世的家人伤害过，还有恨，也可以继续走下去

2017年8月至2018年9月，李昀鋆完成了106次对中国内地丧亲者的访谈，其中44位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人成为她博士论文的研究主体，包括33位女性，11位男性。他们多为独生子女，父/母离世时平均年龄19岁，27位父亲离世，15位母亲离世，有两位是双亲都离世，接受访谈时的平均丧亲时间为5.37年。

他们对李昀鋆坦露了原本深藏的丧亲经历和感受，李昀鋆也通过他们的讲述，了解到哀伤背后一层层复杂的情感表达与家庭关系羁绊，以及传统社会文化观点的种种影响。李昀鋆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，又修改整理成新书《与哀伤共处：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》。

针对这一很少有学者深入研究的领域，第一财经记者与李昀鋆进行了对话。

给对方一个接纳哀伤的空间

第一财经：通过你的研究，我意识到对丧亲者来说，没法“节哀”也很难“顺变”，那应该怎么样真正去安慰丧亲者呢？

李昀鋆：关于安慰的话，有一个大前提，是我们实在是太不知道怎么聊死亡、聊哀伤了，所以我们对死亡和哀伤充满了恐惧。因此，当我们想去安慰一个丧亲者时，第一，不要害怕哀伤，人有喜怒哀乐是正常的，哀伤本来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只是太多时候我们没有见过别人讲自己的哀伤，也害怕别人说起这个话题自己接得不好，会让对方失望或者难过才不谈论。这时你不要害怕，正常地把谈话继续下去，倾听他/她的哀伤，给他/她一个哀伤的空间，这是最重要的。

第二，我们要接纳自己面对哀伤无能为力，因为丧亲者的哀伤会不断出现，我们不是要把对方的哀伤解决掉，千万不要在对话中说，希望倾听之后对方的哀伤少一点，这对丧亲者来说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，丧亲者更希望获得一个能接纳自己哀伤的空间。

2018年母亲忌日，李昀鋆发布的纪念朋友圈受访者供图

第三，我们也不一定要对丧亲者说什么，一些非语言性的情感表达，也会让他们接收到你跟他同在的感受。比如他们会一直记得某人来参加了自己父亲的葬礼，在很痛苦的时候陪伴了自己，或者有人约他/她出来吃饭，关心了他/她的情绪，即使那时你没有谈哀伤，但是他们也依然能感受到你的关心。

第四，如果你真的超级在乎这个朋友或者超级有心，可以记下一些特别的日子，比如说父亲节、母亲节、春节，甚至是对方亲人的忌日，提前给他/她发一个信息，关心一下他/她。

“借题发挥”地与家人谈死亡

第一财经：面对重病、死亡、哀伤，很多人想谈却不知道怎么说，所以得知家人患上不治之症后，第一反应是选择隐瞒，怕对方经受不住打击。家人去世后，根据你的访谈，子女和另一位健在的父/母，哪怕都很难受，也不愿正面谈论死亡，彼此都在掩盖情感。你觉得我们应该怎样与家人谈论即将离去的亲人，以及怎样谈论亲人的死亡？

李昀鋆：很多人不敢和老人谈，怕他们接受不了，其实不是这样。香港大学在2007年访问了792名香港华人，做了全港首项跨代死亡态度调查。调查发现，香港三代华人中，年轻人、中年人比老年人更害怕死亡，更逃避谈论有关议题。老年人更可以开放地讨论有关遗嘱、死亡的准备、丧礼安排，等等。

关于和家人谈论死亡，我的建议是：第一，不直接谈论，而是借题发挥，借着一些公众人物的死亡或者是别的情境，和对方谈论他/她对于葬礼的看法、对于重病时是否告知病情真相的看法，从侧面了解亲人对于疾病、死亡的态度和意愿。

我了解到我母亲对死亡的一些态度，也是借由谈论我外公、外婆的时候知道的。我母亲觉得，外公最后在棺材里面是有笑容的，看起来很慈祥，意味着外公安详离去。最后我看到我母亲的遗体时，也很安详，我会觉得稍微有点安慰。

第二，和家人聊死亡时，真的不能有一个“完成任务”的心态，更不能希望一步到位，而是应该通过日常慢慢探索，一步步对话，一步步了解对方的想法，再去做准备。当家人主动提到一些死亡的事情，比如邻居或哪个亲戚去世了，家里怎么安排，他/她可能也是在借题发挥，这时子女不要害怕、忌讳，应该借此跟他/她多聊一些。

我在香港地区非营利组织赆明会实习时，看到一个很感动，也让我学到很多的案例。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，她妈妈工作很忙，爸爸是长期照顾她的人，很不幸爸爸得了癌症。她父母没有把这件事情隐藏，而是一点一点告诉小姑娘，做了很多准备：陪伴她了解爸爸的病情、帮助她理解爸爸要离开的事实。这其实也是一个引导孩子明白死亡、准备告别的过程。最后爸爸要火化的时候，小姑娘做了一根手链放在爸爸身边，跟着爸爸一起烧了。

我在小女孩身上看到她的哀伤，谈到爸爸的时候她有很多眼泪，还画了好多跟爸爸相关的象征性的东西，但是她对自己的哀伤处理得很好——她可以表达、可以流泪，也有机会去纪念和告别，这一切都让她的哀伤有出口。对比之下，我接触到另外一个年纪相仿的小男生，他的爸爸也去世了。他母亲完全不愿意跟孩子讨论哀伤，也不愿意跟孩子讨论他对父亲的想念，小男孩的哀伤就变得很痛很压抑——他没有哭，也没有说，但你能感受到，很多遗憾堵塞在心里。

这两个孩子的不同状态让我特别深刻地意识到：如果我们勇敢陪伴家人，一起面对痛苦的部分，家人去世之后，丧亲者可能会适应得更好一点，那份哀伤还是会痛，但他们还会记得亲人活着的时候，有很多快乐的、充满爱的时刻。

等不到最后的道歉怎么办

第一财经：临终关怀里倡导家人临终前应该和他们“四道”人生。但现实生活中，很多原生家庭对子女确实也造成很大的伤害。你的访谈者谈过原生家庭的伤害吗？他们在丧亲后，怎么处理曾有的伤害呢？

李昀鋆：这是个好问题，但我回答不了。我的研究里面有44个人，只有一位姜先生提到原生家庭伤害。他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一直说对不起，怕影响了我的数据，因为他跟父亲生前关系紧张且充满冲突，父亲对他限制很多，父亲去世之后，他终于可以自主选择人生了，去哪里读研和工作，都是自主决定。我对姜先生印象很深的是，他很长一段时间的微信头像都是《肖申克的救赎》最后的经典镜头，成功越狱的安迪在雨中张开双臂，迎接自由。

博士论文答辩之前，我当时的男朋友、现在的先生也问了我这个问题。他说，当我们谈论哀伤时，是否忽略了原生家庭中那些破碎、暴力、控制甚至背叛的情感经验？这真的是目前哀伤研究中的一个“空白地带”。幸运的是，赆明会有社工跟我分享过一部分人的感受。

这些子女也经历哀伤，但他们的哀伤很独特。第一，父母离世后，某种关系的压迫与痛苦终止了，他们和姜先生一样有种解放的感觉；第二，他们也会有哀伤，但是不明白为什么竟然会这样痛苦，还要处理自己不能接纳的那份情绪，他们的哀伤变得更复杂；第三，他们要面对一个永远不可能修补关系的结局：那些等待道歉的时刻、期待被拥抱的瞬间，永远不会到来了，对于丧亲者来说是巨大的打击。很多人可能选择压抑自己的情绪，认为时间过去了会好起来，但也可能会爆发，甚至变成代际传承的部分。

对于这样的丧亲者，我的建议是，死亡结束的是对方的生命，而不是这段关系。这段关系无论好坏，依然存在于你的生命中，需要你去面对。你可以去了解为什么自己会有复杂的情绪，而不是把情绪全部糅在心里面。理清这些情绪，也是理清跟去世的亲人的关系，然后接纳自己——即便也许你的结论是：其实我不想跟对方和解，对方再也不会跟我道歉，我可能就是一直恨着他。带着这份恨意，你也可以继续走下去，变得越来越坚强。

“有车有房，父母双亡”？

第一财经：网上曾经有个说法流传得比较广，有些单身女性觉得婚后婆媳矛盾难处，认为找伴侣最理想的状态是“有车有房，父母双亡”。但你的研究又指出，父母介入比较多的婚恋中，有人对丧亲的人有偏见、污名化。两类人虽然都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问题，但是否也折射了某些对丧亲家庭的社会心理？

李昀鋆：以前我做研究的时候发现，丧亲家庭孩子进入婚恋会面临一种偏见：有人会觉得，如果有一方的家人去世，就少了照顾后辈的人。

我最近接受了一个采访，记者拿丧亲身份在婚恋市场的污名化做标题，我去看了一下评论，看完打开了我的新视野——原来丧亲子女还有一个被嫌弃的角度是基因，觉得这样代表着后代的基因不太好。

所以不管是对丧亲家庭的污名化，还是有些人希望“有车有房，父母双亡”，背后有一个相同点，很多人会认为：只有得到家庭的托举，才可能有好的经济资源、养育资源、教育资源。像韩剧《苦尽柑来遇见你》里说的，要不是外婆在海里面游，妈妈在路上跑，女孩最后能在天上飞吗？

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对丧亲家庭各种看法背后的社会心理。

第一，对关系中的控制焦虑。“有车有房，父母双亡”这种说法背后，反映的是年轻女性对男方家庭介入感到焦虑，尤其是在婆媳问题被不断放大的语境中，某些年轻女性将“去除长辈变量”视为掌握关系主控权的理想状态。这并不意味着她们真的希望对方丧亲，而是社会长期将家庭冲突“女性化”“媳妇化”的叙述，让她们感到自己必须为可能出现的婆媳矛盾提前“防御”。

第二，对家庭完整性的幻想性预设。“父母双全”被视为婚恋市场中的加分项，根源在于我们对原生家庭完整性有一种理想化想象，认为那样的伴侣更值得依靠，情绪更稳定，未来也能提供更多育儿和经济支援。但当这种幻想被丧亲打破时，不符合理想模板的人就容易被贴上“心理不稳定”“缺乏支撑”“负担过重”等标签。这就是我在书中指出的“丧亲身份被污名化”的典型机制。

第三，把丧亲等同于风险的社会性误读。有网友将丧亲与“基因有问题”画上等号，这种说法的背后，是一种对不可控风险的极端回避心理，把生老病死这种自然事件妖魔化，并推向个人责任化的方向，比如“是不是你家有遗传病？”“是不是你命不好？”这是对丧亲者的深度污名，也是对死亡议题的集体否认。

总之，在现在的社会文化风气里，对有些人来说，婚姻的选择不再单单是关于两个人之间的感情，而是要控制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可控因素，再来确定对方是否值得爱、可以托付。

母亲去世对家庭的影响更大

第一财经：你的研究中还提到性别与丧亲的关系。我印象很深的是，如果去世的是妈妈，对年轻子女的情感伤害更大。很多人发现，独自和爸爸相处的时间大大增多，反而会产生对他的陌生感。尤其是大部分爸爸还会再找伴侣，子女和爸爸的关系变得微妙甚至对立。从这些访谈，你怎么看待父亲这个角色在中国家庭中的存在？

李昀鋆：我先澄清一个前提。一开始我也有点假设，因为从经验看，母亲去世好像子女更痛苦。但这次我的44位访谈参与者里，有27位是父亲去世，我的感受是，很多父亲去世后，子女的哀伤也很强烈。所以回到丧亲的源头，就像研究表明的，哀伤本质是和关系有关。

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母亲去世对家庭影响更大呢？因为父亲在中国家庭文化里的角色还是蛮固定、僵化的。父亲长期以来被赋予供养者与权威者的角色，负责赚钱养家，关心、陪伴子女的功能给了母亲，父亲“在场”，却没有真的“在身边”，不管情感支持还是陪伴，都是一种缺席状态。

母亲在家庭生活里是情感连接的核心，她是照顾、包容、倾听你的人。因此，一个家庭一旦失去了母亲那样一个中介桥梁，很多年轻子女才意识到，从来没有单独和父亲相处过，以往相处的都是“有母亲在场的父亲”。

父权文化下对男性情绪的压抑，也使得父亲难以与子女共同哀悼。母亲去世后，很多父亲选择沉默或快速恢复，甚至会说“别哭了”“要坚强”。在年轻子女看来，这是一种回避、无情，也加剧了对他的疏离。

后续更加糟糕的是，中国文化里，当一个中老年男性经历了丧偶，身边除了子女，所有人，包括他自己都认为，应该再有一个妻子来照顾自己。他如果很快相亲甚至再婚，对子女来说会出现一种“情感背叛”的感受，不只是失去了母亲，也失去了父亲。这种情况甚至可能影响到有些子女对亲密关系的看法：原来男人是这么不靠谱，我死掉了之后很快就会被替代，那我为什么还要像母亲那样结婚，对家庭奉献一生？我有很多位女性受访对象，都因此没有选择进入婚姻。

有一位访谈对象，他已经40多岁，有自己的家庭，不是年轻的丧亲者，母亲去世对他的影响依然非常大，他甚至保留了陪伴母亲去看病的所有火车票，全部展示给我看。他当时说了一句话：“一个家庭的姓氏其实是母亲的姓氏。”因为他觉得母亲在家庭里扮演的角色实在是太重要了，母亲去世家就散了的感觉会很强烈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还蛮认同丧亲研究里面的一个说法，一个家人的死亡，对这个家庭来说也是经历死亡。